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

陈独秀的晚年生活，主要由他的三儿子陈松年及江津名绅士邓蟾秋叔侄慷慨资助和北大同学会照顾。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戴笠、陈立年等要员虽在经济上接济陈独秀，但都被一一退回。蒋介石通过银行汇寄款项，陈独秀仍无动于衷，不予采纳。

1938年7月2日，陈独秀乘民权轮入川抵达重庆，出乎陈独秀的意外，来接的人很多，有高语罕、张恨水等人。十余天之前，陈松年已经先期抵达重庆。先住在重庆上石板街，北大同学会委托罗汉照顾陈独秀。

8月初，应同乡及日本留学时同窗好友邓仲纯之邀至江津，1939年1月迁居邓仲纯开设的医院。翌年迁居江津县偏僻的山冈鹤山坪石墙院。

从此陈独秀闭门著述，很少参加政治活动，把主要精力用于继续撰写《小学识字教本》。这期间，陈独秀在生活上受到北大同学会的资助，同他接触最多的是何之瑜（何资深）。何之瑜是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的北大法科学生，他是中共早期的高级干部，此时在江津的国立九中任教。在学术研究方面，此时与陈独秀来往最多的是台静农和魏建功。

1942年5月12日中午约12时，陈独秀又像往常一样，用水泡制蚕豆花茶水，饮用半小杯后腹胀。蚕豆花泡茶水偏方是医生介绍的，据说喝了可治高血压。但陈独秀所用蚕豆花中，有部分已经发了霉，用开水泡过后，汁水成黑色，味道也不正。原来蚕豆花采摘时曾遇雨，晾晒了好几天才干，因此陈独秀喝完中毒。第二天清晨，陈独秀抱病写下“最后的政治意见”的最后一篇文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同日，有朋友来访，中午吃了四季豆烧肉过量，夜里难已入睡的陈独秀到半夜开始呕吐，吐后病情稍有好转。至17日，头晕目眩、多次昏厥。第二天，陈独秀派人去找何之瑜和邓初，他们两人以及陈松年赶来探视。如此挨到23日，有江津的两位西医前来出诊，“施行灌肠，大便得通，然病情仍未少减”。至此，陈独秀自知来日无多，至25日，他交代遗嘱。

陈独秀1940年的诗作《告少年》手迹（部分）

1942年5月27日中午，陈独秀陷入昏睡，强心针和平血压针均无效，至晚上9时40分，陈独秀逝世，终年64岁。潘兰珍、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玮和长玛、侄孙长文、何之瑜、包惠僧都围在了陈独秀的身旁。弥留之际，陈独秀嘱咐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务求自立”。

陈松年回忆说：“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在父亲的晚年全靠她料理服侍。她平时在家很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不亏是个工人出身。我们家人对她也很尊重，我们尊之为母，我儿辈呼她二奶奶。我祖母称她二娘子。”

在江津寓居时期，陈独秀并没有置身世外。陈长璞（陈独秀的孙女）说，爷爷时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多次举办演讲会、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战争的意义，激发广大知识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于晚年完成了文学方面的最后一部著作《小学识字教本》。

《小学识字教本》可以追溯到陈独秀南京入狱期间。1932年10月16日，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里，与他同监狱的濮清泉（濮德治）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谈到陈独秀的监狱生活时写道：“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成天埋头钻研《说文》。据他说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我说有什么用处？他说，你不知道，用处可大了，中国过去的小学家（研究《说文》的人），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难道没有用？我当然不劝你们青年人去研究这种学问，可是我已搞了多年，发现前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谬误，我有责任把它们纠正过来，给文字学以科学的面貌。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做科学的探讨。”

《小学识字教本》初名《识字初阶》，研究汉字的规律，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这是他倾注了很多热情，用心推究而成的书，也是一部多灾多难的书。在狱中，他完成了初稿。

此后陈独秀续写书稿，1940年11月上编完成。国立编译馆向陈独秀约编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稿，并预支稿费5000元。但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致函陈独秀，书名用“小学”二字太深奥，要改书名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复信不允。这样一来，书稿只是油印了50份。陈独秀虽然经济拮据，但也不肯去动用预支稿酬款。在贫病交加之中，他仍继续撰写此书，他托魏建功、台静农、何之瑜等人为他抄录、整理原稿并联系出版之事。同时，他续写下篇。1942年5月13日，当他写到“抛”字时，陈独秀病倒了，遂成绝笔。

影响陈独秀写作进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居所失窃。《小学识字教本》书稿及其他尚未出版的书稿的被窃，“偷儿也来光顾过他一回，弄走了两口箱子，到后面山洞头打开一看，全是稿子，偷儿气得要死，点把火给烧了”。这对已经贫病交加的陈独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他带着病体，凭着记忆重写此书。

陈独秀的人生轨迹，正如陈长璞所述，爷爷的一生，为开启民众心智沥尽心血，为社会运动历经坎坷，始终顽强地坚持着爱国、民主、科学、

陈独秀死后，何之瑜担负起了陈独秀处理善后身后一切事宜的重任，他一直为陈独秀遗著的出版之事多年不辍地奔走。1948年5月何之瑜移居上海。在此前后，他曾三次写信给北大校长胡适，谈陈独秀遗著出版之事，希望胡适能写一总序。《小学识字教本》是由魏建功负责整理的，而魏建功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尚未复员，即以“国语会常委”资格，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借调，于1946年2月去台湾主持推行国语运动。不久，台静农也去台湾大学任教。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独秀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和“托陈取消派”首领，他的遗著绝难有面世的机会。

在台湾，尽管陈独秀的朋友学生们做了很多努力，《小学识字教本》仍未能付印出版，只由国立编译馆刻写油印了50部，在友人和学界的很小范围内流传。直到1971年，梁实秋根据国立编译馆收藏的一册油印本，由台湾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印行了500部，但改书名为《文字新诠》，并且隐去了著者的姓名。

在大陆，1995年四川巴蜀书社影印出版了严学根据王星拱所藏《小学识字教本》油印本的誊抄本，由刘志成整理校订的《小学识字教本——同源词研究》一书，印数为1200册。至此，陈独秀的遗著《小学识字教本》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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